新浪微博
微信
当前位置:合肥都市网 » 新闻 » 发现 » 正文

从画僧懒悟“生年不详”说开去

摘要: 懒悟不仅是真正的出家人,也是艺高品高的艺术家,但数十篇文章谈及他的生平甚至重要活动,居然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

1

○懒悟作品

懒悟不仅是真正的出家人,也是艺高品高的艺术家,但数十篇文章谈及他的生平甚至重要活动,居然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他还是安徽省文史研究馆早期馆员,文史研究绝不能任性,笔者有责任搞清楚前辈馆员的生平等问题,以免后来人再跟着人云亦云、以讹传讹。

伴随何勋法、徐大海、张庆等多位民营企业家的长期努力奉献,安庆与合肥两地先后有了已故画僧懒悟的书画艺术陈列馆,人们关注懒悟的热情已远远高于了他的生前。

让人感到意外的是,作为与我们所有成年人同一世纪出生的懒悟,约三十篇文章谈及他的生平甚至重要活动,居然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;有的甚至是同一作者,也缘于无确凿依据、拿捏不准而写出了前后不同、相互矛盾的篇章。单是懒悟“生年不详”或具体出生年月就至少有四个版本。

懒悟是早期由时任省长黄岩聘请的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,是1953年2月建馆后,继梅雪峰、潘赞化、萧龙士等人之后的第27位馆员。文史研究绝不能任性,懒悟没有后人,笔者感激追思缅怀懒悟的文章,更无意吹毛求疵、说三道四,只是有责任搞清楚前辈馆员的生平等问题,以免后来人再跟着人云亦云、以讹传讹。

懒悟法师出生年份,众家文章中除有表明“生年不详”外,还分别出现了从1900年到1903年一年不少的四种。孰是孰非? 1956年安庆市公安局、统战部的政审调查报告《对释懒悟情况的了解》的结论应该是相当准确的:“释懒悟,前名晓悟、奚如、照昆(思)(佛教辈名),外号称懒和尚。男,现年55岁,河南潢川县人。俗姓李名绩成,乳名小窝”等,毋庸置疑,调查报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懒悟是1901年出生;同时也告诉了我们,懒悟俗姓李,而不是有些文章说的“俗姓张”。这篇1956年的报告自然不可能预报以后的事情,以致后来懒悟法师圆寂的时间也不少于三种说法,而他的多位朋友、收藏家以及最后在其身边的学生则一致确定,是1969年4月24日在合肥桐城路月潭庵圆寂,12年后于1981年5月移葬于九华山天台山下。安庆与合肥两家懒悟艺术陈列馆先后于2012年和2014年选定同一开馆时间4月24日,也正是一种富有公祭意义的纪念。

懒悟去日本的启程日期、逗留时间乃至出海目的,诸家文章说法没有一个大体相同的内容。或曰“1925年太虚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,懒悟据说是代表团成员,随师渡海并游学东瀛,5年后回国”;或曰“1926年东渡日本拜师学画,1931年从日本回国”;或曰“大日本居留5年,除了研究佛法外,对绘画发生了兴趣”;或曰“遴选他去日本游历问道,五年后归国”;或曰“在杭州学画,其时因得中国佛教会遴选东渡日本习法相,五年归国,演教四方”等。孰对孰错?前述安庆市公安局、统战部的调查材料即《对释懒悟情况的了解》,给了我们一个颇为详细而又明确的答案。在该文第二部分“社会经历”中,参与调查并执笔的刘国勋、何晓峰如是告诉我们:“1925年懒悟在上海由日本人在中国招收出家学生去日本,投入中日佛教研究机构(具体名称不详),同时去日本的有乐观和尚(据说在台湾或香港)、谈玄和尚(已死),去日本的路费由上海佛教居士林的王一亭筹集的,据本人说因搞不惯而回国”,“1926年回国后即住杭州灵隐寺。1927年秋季,由太虚法师介绍投考闽南佛学院学习,同年10月间该院学生与职员发生冲突……由于纠纷长久不能解决,1928年初,学生们均陆续离开该院。懒悟就在这时也离开了学院,去杭州灵隐寺充当禅堂、香灯之职。”上述多家版本的“五年后回国”之说显然是以讹传讹。

解放后,懒悟被遴选为代表将随同周恩来总理出访东南亚的一段经历,同样没有一个准确说法,想当然的成分很大,强捧硬托之笔明显。有篇文章开门见山:“1958年,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一大型代表团出访印度,代表团成员名单中有几名出家人,其中即有懒悟法师。”事实上,周总理一生多次访问东南亚,其中曾九度出访缅甸,四次出访印度,但无一次是在1958年。另有文章说是1954年,懒悟到京后,无法适应出访前的外交礼仪等诸多集训,坚辞随访任务,中国佛协巨赞法师请示有关部门后同意了其要求。作者接着写道,懒悟滞留京城,泡在故宫里天天观摩张挂出霉的历代珍稀书画;这年的国庆节,懒悟又作为代表登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观礼活动。这段叙述明显不合国情,无论是故宫张挂出霉的珍藏字画,还是天安门城楼的国庆观礼,“滞留北京”的一介外地僧人在那个年代是不可能享受此等待遇的。张斌海先生的《懒悟上人年谱》为我们解开了这段疑情,释懒悟1954年是作为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九华山代表抵京报到,拟随同周总理出访东南亚,缘于懒悟法师懒散成性而最终未能成行;1956年作为佛教界代表登天安门参加了国庆观礼,在京居留半年之久。可以看出是前文作者将两次活动杂糅到了一起。

懒悟是真正的出家人,上述1956年的调查报告就已确认“家中现无任何直系亲属”,自然也没有后代。这份报告在第三部分“社会关系和现实情况”中也告诉我们,“懒悟与社会上层人士特别是绘画人士接触频繁”。懒悟很强的组织能力以及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精神是有据可查的,懒悟在中国佛教协会安徽分会会刊中有篇署名稿件,是他早在1947年3月11日的安徽僧伽培训班开学典礼上的《开学训词》,在办班之前他就认真思考着两个问题,一是要健全安徽佛教,应先从哪一点入手?二是佛教救世救人的精神,应如何推行到社会上去?他自己给出的答案是,“现代僧伽,必须要有自立自强的精神,对于当代政治社会一切常识,必须要融会贯通,精神一致地向上去做,以后才能生存于今日的社会中,否则枉为空谈,与世无益。”懒悟不仅提出问题、解答问题,而且还付诸行动,他在十五个月之前“即本着安徽二十四位同学意旨,会同有关高僧筹开省佛会理监会议,讨论本省会务,推进一切事宜。”在僧伽班开学典礼上,他又亲自出任班主任,解释因“来宾很多,有许多话要讲而不能讲”,但坚持强调应当以百折不回的精神,莫作懈怠偷安的态度来实现佛教救世救人的责任,完成安徽佛教建设。懒悟七十年前就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及其理念、要求和目标,放在21世纪的今天,应该同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! 

懒悟不仅是真正的出家人,也是艺高品高的艺术家。这一点众说版本虽多、故事不同,倒也大差不差颇为一致。他不涉俗尘,不傍达官贵人,不妄谈俗事……也都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。

作者潘立纲,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、中国书协会员

编辑:

相关报道